自由迁徙，离我们有多远？
目前，公安机关正抓紧《户籍法》的立法调研，相关改革文件正报国务院审批。
然而，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北京市政府却宣布今年将严控“外地生源或外地高校毕业生”进京，朝阳区更是“原则上不审批”（7月9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北京市政府的这一态度和做法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,同时也再次将户籍改革这一议题再次推向了风口浪尖。自由迁徙，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？
不可否认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，我国的户籍制度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。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，其所具有的弊端和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。无论民心所向，还是社会发展的要求，户籍改革都是大势所趋。早在几年之前，就有人炮轰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，认为户籍制度应立即取消。2004年年末,北京某知名教授上书全国人大,认为从1958年沿用至今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不仅违背了宪法关于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基本宪义，也导致农民在教育、医疗、社保、税费、金融甚至选举权等诸多方面都受到种种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,阻碍了农村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，并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。
从法理上说,歧视性的户籍管理政策的确说不通。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,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在一定条件下仍有其存在的意义。因为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，一旦取消对进城农民的户口管制,本来限于城市居民享受的福利和公共资源将极度短缺,甚至会对城市带来破坏性冲击。这其中的道理是很明显的:在城乡收入和福利差距如此巨大、城市化严重滞后的条件下,户籍制度如果立即取消,城乡制度完全一体化,大量人口的涌入必然导致城市陷入混乱和崩溃。
因此，户籍改革还须循序渐进，户籍制度更不能立即取消。几年前，河南郑州曾大力改革户籍管理制度,将城市户籍四处派发,后迫于市场的压力不得不叫停。由此可见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，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，不是单纯的户口迁移问题，而是一个涉及各方面的社会管理体制问题，可谓是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，必须通盘考虑，审慎而又稳妥地推进，不能幻想一蹴而就。
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这句熟得不能再熟的话，或许可以用来回答我在文首提出的问题。我想说的是，在举国上下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，在户籍改革循着法治轨道逐步推进的当下，北京市政府这种限制“双外生”进京的“不和谐音”能不再传到我们的耳朵。